Leo XIII
Libertas Praestantissimum, 20 June, 1888
« On True Liberty »
论自由对人之地位
教宗良十三世颁布《自由》通谕——公元一八八八年六月廿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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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由是自然界——本性界——
最卓越的“善”(福利)。也是具有悟性或理智者独享的专利；它赋予人如此卓越的地位，竟使人自己的意愿，在自己的手里，而获得自己行为的权力。但这样的地位之所以如此卓越，是因为人按理智做事……固然，人之所以为人，全在于顺从理智，行伦理善工，直归自己的至高无上的终向。可是，同样的人，能偏向其他一切歧途，欺诈、迫害美好的理想(肖像)，扰乱应有的秩序而自甘堕落，至于死地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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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人，会更高声地宣讲自由，也没有人比公教会，更恒久地主张自由，她竟保卫自由……像保卫自己的教义一般。不但如此，教会为了攻斥各种反对自由的异端起见(这里，本通牒列举马尼该异端，脱利腾会议的反对者、杨森派、命运派(兹从略))，负起保卫自由的任务，并力争自由，视之为人的伟大利益(善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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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为何需要律法？这个理由，就在于人的自由意志，也就是要使我们的意志，不要与正直理智相抵触；这是第一个原因，也是应该追求的基本原因：其实，那律中之律，就是自然律，它是被书写、铭刻在每一个人的心灵上，因为这就是人的理智的本身，命人行善避恶。但这条人的理智的规定，若不是因为有一个高于理智的声音，以及作为理智裁判者的存在，使我们的理智与自由，该予以服从的话，那就不能具有律法的力量。因为这既具有律法的力量，全靠权威来赋予人义务与权利；这就是说：自然律应该真正具有给人规定义务、分清权利的权力，同样也该拥有赏善罚恶的权力。诚然，假设那至高无上的立法者——天主自己，不给人行为的准则，则以上种种，显然不能在人身上实现。所以结论是：那自然律就是永律的本身，铭刻在所有运用理智的人们心理，使人们倾向于应做的行为，应抱的目的(终向)，那就是创造全世界与管理全世界者的永远理由本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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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一个人身上的理智与自然律，使那为了民众公益所颁布的人类法律，在社会人民中，产生同一效果。
从人的法律中，有些法律的“善”或“恶”，是出自天性(本性)；而这种“善或恶”的决定，绝不是出自人们的原则……超越乎人类的社会之上，且完全出自自然律法，因此，理应再说一遍：这是出自永远的律法……但有些国法，并不是直接地，清晰地出自自然律法(性律)，只是间接地，远远地与性律有关，而且，它们所规定的各项条文，也无非是一般性的，普遍性的，而与人性有关……事实上，人的法律所包括的，就是这些由合法权力所规定的，合乎明智者的生活准则……由此可知：这些人的自由的生活准则，完全建基于天主的永远律法；而且，这些生活准则，不仅是为个人，也是为人与人之间的公共团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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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此，在人类社会中的真正名实相符的自由，不是在于“你做你所愿意的”……而是在于“你能藉国家的法律，能更容易按法律所规定的(规则)生活”。那些统治者的自由，不是在于“能草率地，发号施令，为所欲为”……而是在于“使人的法律力量，都该被了解是出自永远律法，并使人的法律所规定的一切，都包括在永远的律法内，而把永远的律法，看作一切法律的原则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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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所谓的良心自由，大大地向人宣扬了，为人深知的良心自由，就是等于人可以恭敬天主，或可以不恭敬天主；这从上面所举的证理上，是可予以折服——但也可作这样的了解，即：人可以在自己的国家内，按良心的职责，顺从天主的意愿，做祂所命的事，毫无阻碍之处。诚然，这才是真正的自由，这才是配做天主子女的自由；它非常严肃地，保卫人格的尊严；且它绝非威武凌辱所能予以屈服的；这种自由，常为教会所期望，也特别为教会所珍惜。宗徒们所不断为自己所争取的，也就是这一种的自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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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的，“教会”所颁布的律法，莫不是真实的、正规的律法；但教会并不摈拒一些不合真理，不合正义的事；(同样)，公众的权力——即国家的权力——为了避免更大的祸害，或为获得或为保存公益起见，也该容忍一些不合真理不合正义的事。最具先见之明的天主自己，虽然是无限善良，无限全能，但也让世界发生罪恶之事；其目的，一面是为避免更大的恶事，而在另一面，是为使更大的善事，不致受阻。同样执政者，在治理国家的事上，也该效法世界的管理者——天主。况且，人的权威，既不能禁绝一切的恶事，自该“多多加惠，而让有些恶事，不受惩罚；但这些恶事，将藉天主的先见之明(上智)，得以昭彰而受到应受的惩罚”(S．Aug．De libero arbitrio,Lib．1,n．41,PL．32,1228．c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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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然如此，在这种情形下，若为公益起见，且只为了公益起见，人的法律能够且也应该宽容地容忍恶事，但它不能，也不应该赞成恶事本身或愿意恶事之发生，因为恶事本身，既是缺陷——(缺去应有之善)——自与立法者竭尽所能、所愿，所应维护的公益相抵触。而且，就在这事上，人的法律，也必需以天主为自己效法的榜样，因为是祂让世界上存在着罪恶；但“祂既不愿意恶事之发生，也不愿意恶事之不发生，但愿让恶事发生，而这是好事”(多玛斯神学大纲：命题一，问题十九，九节，第三款)。这就是天神博士，对容忍恶事的意见纲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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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，从上述所得的结论是：永远不可以请求、辩护、赐予人(任意的)思想自由、写作自由、训诲自由，同样地，不分真假的宗教(信仰)自由，当作那天赋予人的各种权利。因为假设那真是天赋予人的权利，那么，人就会有(自由)诋毁天主统治权的权利，而人的自由，也不能受到任何律法的节制，那真岂有此理！——同样，假设这种自由，由于正当的缘故，能予以容忍，那么，这该予以一定的调节，以免人放纵、骄横，肆无忌惮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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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时受迫或面临这样的困境，使以不公义的暴力来占领域市，或强迫教会，放弃应享的自由，那时，人可以寻求他国来予以节制，使行动获得自由：盖在这种情形之下，这不是一种无节无制的不正当的自由，而是一种为了公益，不得不寻求的救援，而且，这种做法，只是在恶霸横行的不法之地，使权力的正规运用，不致受阻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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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进一步，即使人甘愿国家的处境，受到民众力量所节制，就本身而论，也不是失职，但须顾全公教会对于公众权力的来源与使用的道理，那就行了。从各种共和国的政体中，任何一种政体，若就本身而论，适合于民众的利益，那么，教会固不会予以唾弃，但教会愿意，任何一种政体，一如本性所要求的(所命令的)，都该在“不凌辱任何人，尤其要在不侵犯教会的一切权利下”成立，才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