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o XIII

Immortale Dei, 1 November, 1885

On State Constitution

天主教社會训导

教宗良十三世《永生天主》通谕——公元一八八五年十一月一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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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人的本性，生活于国家社会里：人既不能得之于独居的一切，如生活的修养与筹划，以及天资与心灵的成全，及由天主照顾，使人生于家庭，生于国家社会里，而能获得完满的人生所需。但任何社团，除非有人管理众人，并以有效的能力，来推动每个人，向着公共的目标走去，则不能成立；故每个公共社团，必需有统治的权力。因此，社会——国家，乃是出于天性，也就是出自天主造主自己。——由是观之，公众权力本身，不是来自本身，而是来自天主(参阅：罗：十三，一……)。

但统治的权力，就本身而论，并不一定要与国家的政体——形式——连结在一起：人尽可正直地选取这种政体，或那种政体，只要所选取的政体，实在有益于公共团体，就行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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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如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是使人获得生命(若：十，十)，同样，教会的目的，就是使人灵永远得救。为此缘故，教会的本性是这样的，务使自己伸展到整个人类，绝无时、地的限制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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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社团，虽由人组成，与国家一样，但因组成的目的及其所用以达到目的的工具缘故，便成为一个超本性，超物质——(精神)——的社团；因此，它与国家——国民社团，分别不同，况且，这是最有关系的，即这个社团，在自己的性质上以及自己的权力上，都是完满的，因为它有自己保障安全与行动的助力，并由于必要的意志，以及自己造主的恩惠，它在自己内，并藉自己，拥有一切助力。正如教会所抱的宗旨(目的)是十分高贵的，同样，它的权力，也是凌驾于一切之上，它也不能被视为在国家的权力之下，或在任何方式下，受国家权力的干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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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此，天主在这两个权力之间，给予人类照顾，即：他恩赐教会权力与国家权力，前者是为照顾属神之事，而后者则为照顾属人之事。这两种权力，在自己的种类(范围)内，都是至大的，各有自己所包括的一定界限，而这一定界限，各按自己的本性与最近的原因所定断的；因此，它们像球体一样，在自己的范围内，各按自己的律法行动，但二者的权力，在同一人民身上，便是可能的，即同一件事，虽各有各的观点，绝不相同，但同属两种权力，两种裁判领域，故极具先见之明的天主，既是两种权力的建立者，就该正直地，有条不紊地加以协调，使二者各有各的行程……所以，在这两权力中间，必须有正常的联系；而且，这种联系，不是不应该有的，因为灵魂与肉身，就籍这种联系，才结合在一起……为此，凡在人事方面，有关什么神圣的事，有关拯救人灵，恭敬天主的事，不管这是由于事物之本性，或由于该事有关的原因；那都属于教会的权力范围，都该由教会随意处理。至于其他属于人民，以及政治范围的事，都理应属于国家的权力之下，因为耶稣基督这样吩咐过：「凯撒的，就应归于凯撒；天主的，就应归于天主」(玛：廿二，廿一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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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若愿意教会，即使在自己的职权上，也要属于国家的权力之下，那简直是一大凌辱、一大冒昧的事；整个秩序，便因此事而告紊乱，因为那本性的事，竟放在超本性之事的上面：这样，人便不再行善，或一定大大地减少行善了；事实上，若没有阻扰的话，教会就用好事来成全人的公共生活；这样，大家彼此仇恨、斗争；而由太多的事实证明：仇恨、斗争，为国家带来了多大的危害呀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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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从这些教宗的规定上来看，必须完全了解：公共(国家)的权力该是出自天主自己，而不该出自民众；放肆叛乱，与理智相抵触；绝不可把宗教的职务，分配于任何地方，或分配于任何外人——(即非神职人员)；不可分配于私人，不可分配于国家，对于国家的权力，对那些由于恩宠，由于保教权，由于任何理由所该陈述的事上，都不该有放肆(傲慢)的想法，不该公开地以权力自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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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样，人应该了解：教会是一个社团，并不次于国家，而在自己的范围内，自己的权力上，是完整的；那些拥有无上权力者，也不该强迫教会服侍自己或隶属于自己权下，或不让它自由地完成它自己的任务，或把那耶稣基督所赋给它权力，予以剥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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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在有关双方权力的事上，尤须注意这事情的性质；同样地，天主的意愿，不是让两种权力，互相争执，而是让两种权力，彼此协调，完全和谐；况且，和谐——平安，正是教会与国家之所以被建立的原因，那正是相宜的事。——凡此种种都是公教会对建立国家，抑制国家权力所需要的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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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若愿意，对以上所说所规定的一切，予以正直的判别，那按本身而言，从国家的各种不用的形式上，决不会发现有任何地方，与公教会的道理有所抵牾；而且，谁若能明智地、公正地采用上述的道理，则国家受到保障，必至于至善的地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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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且，就是人民也参与国政，就本身而论，也没有什么可谴责之处；因为这能在一定的时间，一定的法律范围内，不仅为民众有益，也是属于人民的责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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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这也不会产生公正原由，为什么有人要加罪于教会身上，或说，教会在温和平易方面，过份地受到节制，或说，教会对那出身合法的政权，成为“自由”的仇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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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实上，如果各种不同的宗教，和真宗教，享受同一权利，则教会认为，这是不可以的；但教会并不因此而惩斥那些国家的执政者，因为他们为了谋得更大的利益，或为禁阻恶果的发生起见，便对各种伦理习俗，抱着容忍态度，使它们在国家内，各有各的地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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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者，教会也往往非常谨慎，不让任何不愿意信主的人，被迫来信奉公教信理，因为奥斯定说得明智：“人除非愿意，不能信(主)。”(1)

＊ (1)奥斯定福音注解：PL35,160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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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样理由，教会也不能赞成这一种的自由，即：对天主的极神圣的法律，产生厌恶之情，并对合法权力应有的服从，予以剥夺。因为这不是自由，而是“放肆”；奥斯定称之为：“败坏的自由”(1)，那是说得真对！伯多禄宗徒则称之为：“掩饰邪恶的自由”(参阅：伯前：二，十六)；不但如此，这种自由，既然是不合理的，那真是奴隶；盖“谁犯罪就当罪的奴隶”(若：八，廿四)。为攻斥这种假自由起见，就该寻求真正的自由：若就私人来说，则不让人们为邪说、私欲，以及穷凶极恶的主人服役；若就公益而论，则执政者，要明智地治理人民，要慷慨地，为增进人民财富与利益而服务，并要保卫公物，免受人随意侵犯。

＊(1)书信一Ｏ五，PL33,39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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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对于教会所赞成者，则是一种真正的，并与人格相称的自由；对这种自由，教会竭力予以维护，且也从来没有中止，使它在人民之间，坚强完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