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o XIII
Libertas Praestantissimum, 20
June, 1888
« On True Liberty »
論自由對人之地位
教宗良十三世頒布《自由》通諭——公元一八八八年六月廿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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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由是自然界——本性界——最卓越的“善”(福利)。
也是具有悟性或理智者獨享的專利﹔它賦予人如此卓越的地位，竟使人自己的意願，在自己的手裡，而獲得自己行為的權力。但這樣的地位之所以如此卓越，是因為人按理智做事……固然，人之所以為人，全在於順從理智，行倫理善工，直歸自己的至高無上的終向。可是，同樣的人，能偏向其他一切歧途，欺詐、迫害美好的理想(肖像)，擾亂應有的秩序而自甘墮落，至於死地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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沒有人，會更高聲地宣講自由，也沒有人比公教會，更恆久地主張自由，她竟保衛自由……像保衛自己的教義一般。不但如此，教會為了攻斥各種反對自由的異端起見(這裡，本通牒列舉馬尼該異端，脫利騰會議的反對者、楊森派、命運派(茲從略))，負起保衛自由的任務，並力爭自由，視之為人的偉大利益(善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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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為何需要律法？這個理由，就在於人的自由意志，也就是要使我們的意志，不要與正直理智相抵觸﹔這是第一個原因，也是應該追求的基本原因：其實，那律中之律，就是自然律，它是被書寫、銘刻在每一個人的心靈上，因為這就是人的理智的本身，命人行善避惡。但這條人的理智的規定，若不是因為有一個高於理智的聲音，以及作為理智裁判者的存在，使我們的理智與自由，該予以服從的話，那就不能具有律法的力量。因為這既具有律法的力量，全靠權威來賦予人義務與權利﹔這就是說：自然律應該真正具有給人規定義務、分清權利的權力，同樣也該擁有賞善罰惡的權力。誠然，假設那至高無上的立法者——天主自己，不給人行為的准則，則以上種種，顯然不能在人身上實現。所以結論是：那自然律就是永律的本身，銘刻在所有運用理智的人們心理，使人們傾向於應做的行為，應抱的目的(終向)，那就是創造全世界與管理全世界者的永遠理由本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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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一個人身上的理智與自然律，使那為了民眾公益所頒布的人類法律，在社會人民中，產生同一效果。
從人的法律中，有些法律的“善”或“惡”，是出自天性(本性)﹔而這種“善或惡”的決定，絕不是出自人們的原則……超越乎人類的社會之上，且完全出自自然律法，因此，理應再說一遍：這是出自永遠的律法……但有些國法，並不是直接地，清晰地出自自然律法(性律)，隻是間接地，遠遠地與性律有關，而且，它們所規定的各項條文，也無非是一般性的，普遍性的，而與人性有關……事實上，人的法律所包括的，就是這些由合法權力所規定的，合乎明智者的生活准則……由此可知：這些人的自由的生活准則，完全建基於天主的永遠律法﹔而且，這些生活准則，不僅是為個人，也是為人與人之間的公共團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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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此，在人類社會中的真正名實相符的自由，不是在於“你做你所願意的”……而是在於“你能藉國家的法律，能更容易按法律所規定的(規則)生活”。那些統治者的自由，不是在於“能草率地，發號施令，為所欲為”……而是在於“使人的法律力量，都該被了解是出自永遠律法，並使人的法律所規定的一切，都包括在永遠的律法內，而把永遠的律法，看作一切法律的原則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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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所謂的良心自由，大大地向人宣揚了，為人深知的良心自由，就是等於人可以恭敬天主，或可以不恭敬天主﹔這從上面所舉的証理上，是可予以折服——但也可作這樣的了解，即：人可以在自己的國家內，按良心的職責，順從天主的意願，做祂所命的事，毫無阻礙之處。誠然，這才是真正的自由，這才是配做天主子女的自由﹔它非常嚴肅地，保衛人格的尊嚴﹔且它絕非威武凌辱所能予以屈服的﹔這種自由，常為教會所期望，也特別為教會所珍惜。宗徒們所不斷為自己所爭取的，也就是這一種的自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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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的，“教會”所頒布的律法，莫不是真實的、正規的律法﹔但教會並不擯拒一些不合真理，不合正義的事﹔(同樣)，公眾的權力——即國家的權力——為了避免更大的禍害，或為獲得或為保存公益起見，也該容忍一些不合真理不合正義的事。最具先見之明的天主自己，雖然是無限善良，無限全能，但也讓世界發生罪惡之事﹔其目的，一面是為避免更大的惡事，而在另一面，是為使更大的善事，不致受阻。同樣執政者，在治理國家的事上，也該效法世界的管理者——天主。況且，人的權威，既不能禁絕一切的惡事，自該“多多加惠，而讓有些惡事，不受懲罰﹔但這些惡事，將藉天主的先見之明(上智)，得以昭彰而受到應受的懲罰”(S．Aug．De libero arbitrio,Lib．1,n．41,PL．32,1228．c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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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然如此，在這種情形下，若為公益起見，且隻為了公益起見，人的法律能夠且也應該寬容地容忍惡事，但它不能，也不應該贊成惡事本身或願意惡事之發生，因為惡事本身，既是缺陷——(缺去應有之善)——自與立法者竭盡所能、所願，所應維護的公益相抵觸。而且，就在這事上，人的法律，也必需以天主為自己效法的榜樣，因為是祂讓世界上存在著罪惡﹔但“祂既不願意惡事之發生，也不願意惡事之不發生，但願讓惡事發生，而這是好事”(多瑪斯神學大綱：命題一，問題十九，九節，第三款)。這就是天神博士，對容忍惡事的意見綱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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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，從上述所得的結論是：永遠不可以請求、辯護、賜予人(任意的)思想自由、寫作自由、訓誨自由，同樣地，不分真假的宗教(信仰)自由，當作那天賦予人的各種權利。因為假設那真是天賦予人的權利，那麼，人就會有(自由)詆毀天主統治權的權利，而人的自由，也不能受到任何律法的節制，那真豈有此理！——同樣，假設這種自由，由於正當的緣故，能予以容忍，那麼，這該予以一定的調節，以免人放縱、驕橫，肆無忌憚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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幾時受迫或面臨這樣的困境，使以不公義的暴力來佔領域市，或強迫教會，放棄應享的自由，那時，人可以尋求他國來予以節制，使行動獲得自由：蓋在這種情形之下，這不是一種無節無制的不正當的自由，而是一種為了公益，不得不尋求的救援，而且，這種做法，隻是在惡霸橫行的不法之地，使權力的正規運用，不致受阻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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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進一步，即使人甘願國家的處境，受到民眾力量所節制，就本身而論，也不是失職，但須顧全公教會對於公眾權力的來源與使用的道理，那就行了。從各種共和國的政體中，任何一種政體，若就本身而論，適合於民眾的利益，那麼，教會固不會予以唾棄，但教會願意，任何一種政體，一如本性所要求的(所命令的)，都該在“不凌辱任何人，尤其要在不侵犯教會的一切權利下”成立，才對。